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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同时也是湘军的创始人和平息太平天国的第一功臣，因此，曾国藩在后满清时代享有极高声誉。这些年，随着人们对历史的不断探索，曾国藩愈加受到推崇，尤其是他在为人处世上的策略俘获了无数粉丝的心，带有劝诫色彩的《曾文正公手书》和《曾国藩家书》畅销不衰就是最好的证明。曾国藩，俨然成为一个“圣人”。

其实，曾国藩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平定太平天国上，更重要的是，他能在朝廷的戒备和猜疑下全身而退，这才是他最成功的一点。可是曾国藩也有犯错的时候，就像在同治元年他就看破了“悠悠毁誉，竟足杀人”的道理，但最后还是未能避免一样

“悠悠毁誉，竟足杀人”，曾国藩的这句话出于同治元年，被记载于《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书中并没有言明曾国藩为何发出这番感慨，但是，根据当时的年代来推算，他应该是为了缅怀一个人——肃顺，因为不久前刚刚发生了“辛酉政变”，肃顺就死于那场动荡。肃顺不但多次举荐曾国藩、搭救左宗棠，也被曾国藩等人看成是大清的希望，可没想到，一纸“叛逆谋反”的罪名就将其推上了断头台。曾国藩的这番感慨很有可能就是由此而发 按说，像曾国藩这样谨慎的人，在早就看破的事情上是很难再次出错的，可曾国藩从崛起那一刻起好像就从未脱出这个“魔咒”，因为朝堂之上专门养了一群“说死人不偿命”的清流官员

“清流派”是后满清时代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些人往往以那些初入官场的翰林、文人为主，当然，也有郁郁不得志的御史和言官。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去批判其他官员们的行事风格或行政手段，因为这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朝廷设立这些人不仅是为了监督官员，更主要是统治者可以利用这些人的弹劾去打压那些让自己不满的官员，说白了，这就是统治者用来清除异己的一个政治手段。最显著的人物就是奕，慈禧需要他的时候，他是辅政王；慈禧不需要他的时候，只需要几个“清流”出面弹劾一下就能轻而易举地扳倒他。奕的几次起伏，哪一次都有“清流”的影子

曾国藩和奕一样，始终没能避免这一厄运。

1864年，当曾国藩的湘军攻入天京之时，朝堂上立即出现一片弹劾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的声音，什么“扰民”、“滥杀”等等。曾国荃在平息太平军的过程中可能确实很暴力，但这并非是攻陷天京之时才有，以前和太平军胶着之时怎么没见人上表弹劾呢？曾国藩心里明白，慈禧故伎重施了，这是在警示曾国藩呢。于是，曾国藩一边请旨解散湘军，一边替曾国荃上了一道辞呈。这才暂时安抚下来

可是到了1866年，由于曾国荃参奏了朝廷安插在两湖的湖广总督官文，清廷与曾国藩集团的关系瞬间就敏感起来。这边苗头刚起，那边御史和言官们就不顾剿捻一线的紧张局势，纷纷上疏弹劾曾国荃，并将矛头对准了负责剿捻事务的直隶总督曾国藩，指责他“督师不利、剿捻不善”、“有福圣恩”等等，更严重的是，这次有些御史的奏折中甚至出现“罪不容诛”等字眼。剿捻时曾国藩所遭到的弹劾，要比天京陷落时更猛烈、也更具杀伤力。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曾国藩不得不自请处分，灰溜溜地退出了叫捻战场，这也才有了李鸿章和淮军的崛起

曾国藩为什么不辩解呢？因为曾国藩比谁都清楚，言官们背后站着谁，言官们的舆论走向完全就是慈禧一手主导，这样的辩解根本就没有意义。

让曾国藩更难堪的事情出现在1870年，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中，曾国藩完全是按照朝廷的授意办理，没成想却里外不是人，被百姓谩骂不说，连慈禧也翻脸无情地指责他“惜不能办教案”，并借此将曾国藩调回两江总督之职，让李鸿章接替他出任直隶总督。这还没完，之后又是那些言官们操纵舆论，将“卖国贼”、“汉奸”等骂名冠在曾国藩头上，这让极其注重名声的曾国藩苦不堪言，他自称“积年清望几乎扫地以尽”。

太平军没有打倒曾国藩，捻军也没有让曾国藩产生怯意，但言官们着实让曾国藩感到恐惧。一年之后，曾国藩就郁郁而终。很多人至今依然认为曾国藩是“善终”，其实，曾国藩最后的几年完全沉浸在苦恼和抑郁里。有学者给曾国藩立下“早死三年是完人”的评价，原因也归咎于此

曾国藩早就从肃顺之死有了这种领悟，为何到头来自己还是重滔覆辙了？一方面，曾国藩始终以“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为己任，在国家面前，他很少考虑自己的个人得失；另一方面，曾国藩知道“人言可畏”，可他还是低估了言官们的作用，或者说，他低估了慈禧用李鸿章取代他的决心

都说大智若愚，曾国藩做到了，然而谁也想不到，智入曾国藩，也会被世俗指责搞得狼狈不堪，不由得想起另外一句话——千夫所指，无病而死！曾国藩的遭遇不正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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